珍贵老照片001：1963年的那一场婚礼

 

诗巫美申路旧天主堂(1954-1985) 活动的照片可能不少，

但是像这样一张1963年的婚礼照片就非常稀少了。

婚礼是西式的风格，

由童子军举木剑迎接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作法。


由于照片的稀缺性，所以打上水印，尽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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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老照片003：诗巫旧圣伊丽莎白学校 （St Elizabeth School, S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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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蔡宗贤提供珍藏照） 1953  年之前，诗巫圣心学校是一所男女同校的中小学， 教学语言为英语和华话。 当拉 萨 尔 兄弟会（ LaSalle Brothers）   接管圣心学校时， 决定成立圣心男校， 而女学生则前往一所名为圣心女子学校的新学校。 1958  年，这所女子学校更名为圣伊丽莎白修道院学校。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成圣伊丽莎白中学和圣丽达小学。 这所女子学校先由 米尔山修会(Mill Hill Priests) 管理后来 交予   方济各修女会 （ Franciscans Sisters）   负责管理。 图为1960—1975年之间为诗巫圣伊利沙白女校，公教中学，和圣心华小 付出重大努力的  方济各修女们和圣母昆仲会的修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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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天主教近代传教史 006》： 1897年的婆罗洲教区省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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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全部翻译自博士论文 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EAST MALAYSIA AND BRUNEI  (1880 - 1976). by s JOHN ROONEY.） 例表一：1927年的传教站       当  1897  年省议会召开时，已经存在的传教团：古晋、 Kanowit 、 Singhi 、 Labuan 、 Inobong 、 Papar 、 Putatatan 、 Bundu Kuala Penyu 和 Sandakan ，此外，议会同意为在宾南邦  Penampang 、诗巫 Sibu 、索兰布 Serambu 和巴打旺 Padawan 的传教团提供津贴。 J. Steal  神父在此事上的笔记中将审讯标记放在了 Serambu 和 Padawan 之后。也许他对这些地方的位置一无所知，特别是在缺乏婆罗洲任何明确而详细的历史地理的情况下。     1901  年省级分会列出了以下传教站：古晋、 Papar 、 Bundu Kuala Panyu 、 Kanowit 、 Singhi 、 Bauan (Rejang) 、 Kinuta (Papar) 、 Lower Rejang （ Sibu ）、 Penampang  和  Labuan 。对后续省级分会的报告进行审查后发现，只有在几年之后，才会出现明显的模式。      婆罗洲传教区中有很多传统故事，说  Kinuta  和  Bauan  传教站都是由于性格冲突而产生的。例如，据说当  A.Willems  神父被任命为  A. Goossens 神父的助手时，  A. Goossens  发现他们立即对彼此产生了厌恶，而  A.Willems  神父则决定不考虑其他人的情况下，直接顺流而下，在  Kinuta  定居。据说， A. Klerk  神父之所以选择在  Bauan  建立站点，也是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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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天主教近代传教史 003》： 与在婆罗洲地文化和习俗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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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全部翻译自博士论文 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EAST MALAYSIA AND BRUNEI  (1880 - 1976). by s JOHN ROONEY.） Dayak long house     1895 年，   天主教会在婆罗洲有  8  所学校，共有  175  名学生。这些微薄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婆罗洲地形的极端困难和疏散的人口分布。在山打根腹地的北婆罗洲东海岸，人口确实非常稀少。凶猛的伊拉努人（ Ilanun ）和苏禄海盗的袭击带走了许多当地人，其余的人被迫撤退到内陆地区寻求安全。      北婆罗洲的主要人口集中在西海岸，但这些地区规模很小，甚至到了  1885  年，西海岸的人们也仍然是文莱袭击者的猎物。布鲁克家族在砂拉越的强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奴隶活动和劫掠，但砂拉越的人口仍然很少，人们分散在许多河流上的长屋中。伊班人实行轮耕制度，导致长屋每隔几年就更换一次位置，并导致伊班人口不稳定，这让布鲁克王非常担心，他试图立法禁止这种做法，但没有成功。      事实上，布鲁克王欢迎天主教传教团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对天主教的热爱，而是希望天主教传教团的成功能带来人口稳定，他认为这是砂拉越任何持久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霍乱、痢疾和疟疾在婆罗洲肆虐，夺走了社区各阶层的宝贵生命。传教士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照顾病人和垂死的人身上，而临终时常常发生的皈依对他们来说非常令人欣慰，但他们对稳定和不断发展的天主教社区的崛起贡献甚微。人口稀少而且分散意味着传教士的影响只能慢慢显现，与同一时期其他传教区的皈依人数相比，统计结果很小。影响皈依者的重要因素是习俗和行为，尤其是婚姻方面。许多婆罗洲人的习俗允许同时进行一夫多妻，即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不同时期拥有多个伴侣，是非常常见的做法。      皈依者必须根据教会法律使他的婚姻合法化，而这不能简单地通过在神父面前举行婚礼仪式来实现。   教会只承认当地习俗中第一次有效的婚姻，并要求皈依者在受洗之前将配偶送回原处。现代传教团通过应用《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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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天主教近代传教史 008》： 米尔山（Mill Hill）提供更多的资金协助婆罗洲传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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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全部翻译自博士论文 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EAST MALAYSIA AND BRUNEI  (1880 - 1976). by s JOHN ROONEY.）      Mill Hill Logo （米尔山传教团标志）      1897  年， Dunn  神父将所有财务管理权移交给了  Haidegger  神父，但他仍然将传教团的融资视为个人义务。 Aelen 神父在  1896  年的报告中指出，传教团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如果没有一些特殊补贴，它将无法应对其问题，这些补贴通常超过它从信仰传播和圣童协会获得的收入。 Jackson  神父鼓励这些站点种植咖啡园作为收入来源，到  Dunn  邓恩神父离开时，传教团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 Dunn 邓恩神父被任命主教的时候，古晋附近的一些站点报告了利润，但  19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咖啡价格的下跌使得从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中获利非常困难。咖啡枯萎病也毁了许多花园。      几年来，米尔山（ Mill Hill ）增加了对婆罗洲的资助，但每年发放的金额各不相同， Dunn 邓恩神父抱怨说，这些金额非常不确定，使得提前规划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 1905  年双方同意，米尔希尔将为婆罗洲传教团提供基本福利，每年将借给传教团  2000  英镑，为期五年，   利息为 2.5% ，。以这种方式从米尔希尔收到的资金将重新投资于砂劳越，那里的利率总是高得多。砂拉越的账目一直将这笔贷款列为负债，直到  1988  年，此后它就从账目中剔除，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笔债务已经注销。      由此提供的  10,000  英镑构成了  Haidegger  神父为传教团制定财务战略的基础。   在古晋购置了房产，购买了远东商业企业的股份，并为小农户提供抵押贷款，帮助他们度过艰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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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天主教近代传教历史 010》： 成立民丹莪， 民都鲁，以及泗里街新传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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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天主教近代传教史 013》：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与新任北婆监牧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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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 年 8 月，“自 1944 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巴都林塘拘留营的神父、兄弟和姐妹们被释放，并被带到纳闽进行短暂的休养。起初，他们很惊讶，因为 A. Wachter  主教没有来见他们。然而，到 9 月底，可以肯定的是， A. Wachter  主教和所有 Tyrolese 传教士都已遇难。”因此，根据圣约瑟夫外国传教协会宪法第 171 条的规定， A. Verhoeven 神父接管了北婆罗洲省。      起初，很难获得英国军事管理局的许可，允许神父们返回他们的旧传教站，但是，当宣传部将自 1942 年以来未支付的所有罗马补助金以及一笔特别的康复补助金汇给 Jesselton ，并且米尔希尔传教士向伦敦战争办公室提交了财务申请后，军方对传教士返回的反对意见被撤回。      A. Verhoeven 神父决定英国神父应该首先返回欧洲，而 James Buis 神父则立即开始重新开放传教站。英国人返回后，如果可以获得通道，荷兰人将被允许离开。这里不可能讲述重新开放传教区的全部细节。由于大多数建筑已被夷为平地，传教士们不得不凑合着用棚屋来遮风避雨，既可以当教堂，又可以当教室。需要上学的孩子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在许多地方，上课都是在树下和任何可用的空地上进行的。      尽管宣传部和伦敦米尔山尔总部慷慨解囊，但几乎没有钱来重建传教站， Verhoeven 神父不得不与战争损失委员会协商援助。委员会很慷慨，但很难评估战争造成的总损失。 Verhoeven 神父要求一次性支付 300,000 婆罗洲元，这笔钱对于当时的传教士来说已经足够小了。很难确定这笔款项是如何计算的，因为战争损失赔偿金实际支付给了传教团多少，因为这段时期的传教团账目并没有保存下来。      与此同时， Verhoeven 神父启动了任命新总督的程序。传教团的所有神父都被邀请提交他们认为适合担任该职位的三人名单。这些名字被送到伦敦的米尔山传教士总部进行审查，然后总会长从名单中向宣传部长提交了三个名字，并在适当的时候从罗马任命了人选。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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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天主教近代传教史 011》： 沙巴Penampang教区A. Wachter 宗座监牧的传奇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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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achter 北婆罗洲第一位 宗座监牧 St Michael Church, Penampang 现在的情况      1927 年 7 月 26 日的任命参见 Fr. A. Wachter 出任北婆罗洲宗座监牧，意味着官方接受了多年来已经存在的一个分部。英国北婆罗洲传教区一直很贫穷，缺乏砂拉越传教区享有的经济基础。它没有农场或种植园，其唯一的当地收入来自山打根圣玛丽学校和耶斯敦圣心学校的盈余。北婆罗洲特许公司为学校的运营费用提供了少量捐助。因此，当务之急是 Wachter 监牧应该与砂拉越传教区达成某种财务和解，以便让北婆罗洲传教区开始着手解决其财务问题。为此，他派 A. Stotter 神父去谈判砂拉越传教区资源的份额。      Haidegger 神父同意，纳闽庄园（当时超过一百英亩）的所有权应无条件转让给北婆罗洲，另外还应支付 6,000 海峡元现金，占古晋府所有投资账面价值的五分之二。 Stotter 神父宣布对这些预案感到满意，并返回北婆罗洲。这笔和解确实相当慷慨，如果处理得当，它可能为北婆罗洲府提供一定程度的财务稳定。然而， Wachter 监牧并不是金融奇才，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久之后，北婆罗洲使团的财务状况就完全混乱了。几乎每年，检察官的职位都会更换，前任被解雇或因沮丧而辞职。 没有一个检察官能够应付 Wachter 监牧的直率。到 1931 年，当 Biermons 主教主持进行正式访问时，居民们的状况非常严重，访问报告严厉批评了 Wachter 监牧，因为他的政策要求神父们必须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无法容忍的。      1935 年， A. Goossens 神父 去世后，将一笔不小的财富留给了县政府，但他对这笔遗产设定了许多条件，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动用这笔钱。 Goossens 神父设立的条件是为了防止 Wachter 监牧染指这笔钱，但这些条件非常严格，以至于 Buis 主教在 1955 年仍然忙于处理 Goosens 的遗产。     宾 南邦(Penampang) 的人们爱戴 Wachter 监牧，并对他念念不忘，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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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天主教近代传教史 007》： 1902年诗巫Sibu传教区和歌打京那巴鲁Jesselton传教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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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全部翻译自博士论文 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EAST MALAYSIA AND BRUNEI  (1880 - 1976). by s JOHN ROONEY.） Aloysius Hopfgartner  神父1901年抵达诗巫     婆罗洲传教团在拉让区的影响力缓慢而稳定地传播。 1902  年，诗巫（ Sibu ）传教区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拉让区首次向华人传教迈进。 Aloysius Hopfgartner  神父对诗巫传教区有重大的贡献，他在 1902 年创立了圣心学校。 与此同时，北婆罗洲的 Jesselton 传教区的成立也成立。砂拉越和北婆罗洲政府已开始推行鼓励华人移民的政策，以加速各州的发展。诗巫和 Jesselton 基金会是宣教团对此作出的反应。      本世纪早期大量中国劳工涌入婆罗洲。北婆罗洲的传教士旨在在 Jesselton 和 Papar 周围的卡达山人中建立广泛的影响力基础。 Bundu Kuala Penyu  传教团的结果从来都不是很令人鼓舞，但该传教团一直保持开放。这主要是因为  A. Pundleiderrand  神父在  Bundu Kuala Penyu  的传教热情，该传教团被保留下来。然而，在  1906  年，当  Pundleider  神父被任命领导第一批米尔山传教士前往菲律宾时，纳闽没有常驻神父，因此它被归入 Baram 传教团的  H. Jansens  神父的职责。 Bundu Kuala Penyu  随后由 Papar 传教团负责，尽管它经常被访问，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      1903  年， Jansens  神父在马鲁帝开设了 Baram 传教团，但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Jansens  神父在该地区广泛旅行，并最终于  1903  年在美里定居。那时，北婆罗洲的砂拉越、 Re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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