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洲天主教近代传教史 003》： 与在婆罗洲地文化和习俗的冲击

 

 (本文全部翻译自博士论文

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EAST MALAYSIA AND BRUNEI

 (1880 - 1976). by s JOHN ROONEY.）

Dayak long house

   1895年， 天主教会在婆罗洲有 8 所学校，共有 175 名学生。这些微薄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婆罗洲地形的极端困难和疏散的人口分布。在山打根腹地的北婆罗洲东海岸，人口确实非常稀少。凶猛的伊拉努人（Ilanun）和苏禄海盗的袭击带走了许多当地人，其余的人被迫撤退到内陆地区寻求安全。

    北婆罗洲的主要人口集中在西海岸，但这些地区规模很小，甚至到了 1885 年，西海岸的人们也仍然是文莱袭击者的猎物。布鲁克家族在砂拉越的强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奴隶活动和劫掠，但砂拉越的人口仍然很少，人们分散在许多河流上的长屋中。伊班人实行轮耕制度，导致长屋每隔几年就更换一次位置，并导致伊班人口不稳定，这让布鲁克王非常担心，他试图立法禁止这种做法，但没有成功。

    事实上，布鲁克王欢迎天主教传教团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对天主教的热爱，而是希望天主教传教团的成功能带来人口稳定，他认为这是砂拉越任何持久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霍乱、痢疾和疟疾在婆罗洲肆虐，夺走了社区各阶层的宝贵生命。传教士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照顾病人和垂死的人身上，而临终时常常发生的皈依对他们来说非常令人欣慰，但他们对稳定和不断发展的天主教社区的崛起贡献甚微。人口稀少而且分散意味着传教士的影响只能慢慢显现，与同一时期其他传教区的皈依人数相比，统计结果很小。影响皈依者的重要因素是习俗和行为，尤其是婚姻方面。许多婆罗洲人的习俗允许同时进行一夫多妻，即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不同时期拥有多个伴侣，是非常常见的做法。

    皈依者必须根据教会法律使他的婚姻合法化，而这不能简单地通过在神父面前举行婚礼仪式来实现。 教会只承认当地习俗中第一次有效的婚姻，并要求皈依者在受洗之前将配偶送回原处。现代传教团通过应用《信仰的恩惠》、《彼得特权法》、《保罗特权法》和 157 年的皮亚尼宪法中涉及的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有关此类问题的决定必须提交给教区或大都会大法官，而普通神父则不被期望知道如何处理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Jackson神父被期望处理这些问题，他感到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正如在一个全新的传教区所预料的那样，大多数天主教婚姻也涉及异教徒一方，只能在获得神职人员的豁免后才能缔结。宗座总督基于他的才能允许他只能在一年内授予固定数量的此类豁免（从不超过十次）。由于各传教站的神父难以联系到一直在婆罗洲各地奔波的Jackson 神父，因此获得豁免的时间被拖延了很长时间。这导致要结婚的教友和非教友往往在没有得到教会祝福的情况下就结婚了。

    第三个困难是关于教会对当地习俗的态度。必须决定哪些可以作为纯粹的社会义务而被容忍，哪些必须作为纯粹的异教而被取缔。有些传教士认为，由于缺乏合意，所有异教徒婚姻都自动无效，因此他们只是批准了皈依时存在的婚姻。”并非所有传教士都认为他们可以如此傲慢地行事，他们寻求一些资料和指导，以了解处理这些问题的教会法的复杂性。关于东方教会法的唯一资料来源是《南京大藏经》，这是一部收集了所有与远东问题有关的教会法的汇编，但这对解决婆罗洲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婆罗洲习惯法问题上，《南京大藏经 Monita Nankinensia》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这本书是“针对中国问题编写的，并集中于解释中国礼仪时出现的困难”。

    Jackson 神父将习惯法问题提交给了伦敦的米尔希尔Mill Hill，但米尔希尔的导师们认为无法做出明确的裁决，并将整个问题提交给了比利时耶稣会省。 这个问题被学者们推来推去，但传教士们没有得到关于如何进行的明确指导。Jackson 神父咨询得越多，解决方案似乎就越遥不可及，他心中的困惑使他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合担任宗座长官，并试图辞去他的职务。

 

                                                                                                                                       (待续）